日期：2026-06-18 10:23:13
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是什么？顾名思义地来看，这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最重要的指标，衡量的是一国之内一段时间里经济活动的总产出。问题是，哪些活动算“经济”？各界多年来一直对GDP有所反思和批评。有个在今天看来冒犯十足的西方老笑话说：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他的女佣，并让后者继续承担之前做的那些家务，GDP会因为两人从交易关系变成婚姻关系而缩水。
所以关键在于，经济核算的边界划在哪里，划界标准是否能做到合理、一致。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黛安娜·科伊尔（Diane Coyle）十余年前出版的《极简GDP史》在讲述GDP核算体系发展史时，已经触及了GDP的含义、划界，及其反映实际经济状况的准确性问题。而在2025年的新作《衡量进步》（The Measure of Progress）中，她对GDP等经济指标提出了更多质疑，认为近几十年渐进改良的经济核算框架已经过时，需要一场革命。
国民经济核算，正如其先驱威廉·配第的代表作书名，是一种“政治算术”，并非纯粹的科学。GDP之父西蒙·库兹涅茨最初打算将其设计为衡量国民经济福利而非产出的指标，考虑排除国防开支等明显无法给人民带来福利的项目。但当时在二战的阴影下，他的“甲方”美国政府想知道的是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和潜力，恰恰需要掌握有多少生产能力可用于军备制造等信息。最终，政府开支还是都被计入了GDP。
这样问题就变成，“产出”的范围囊括哪些活动。上面的女佣笑话揭示出，尽管家庭内部成员彼此提供的一些服务与市面上服务业的产出极为相似，却被GDP统计所忽略。对此有一种辩解是，GDP要衡量的本来就是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或服务，其经济价值以市场价格为准，指责GDP不计入市场以外的活动是无的放矢。然而GDP核算中有的常规做法与这一说法有些龃龉。住房租赁向租户提供了居住消费服务，所以租金不出意外地是GDP的一部分，但同时居民自有住宅所产生的居住服务由于经济性质相同，也会按照房租市价或成本折旧算出相应的虚拟“租金”，计在GDP中。现实中女性居多的家庭成员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与自住住宅服务逻辑上类似，但只有后者被纳入了GDP。多年来一直有人呼吁改变这种双重标准的现状，将无薪酬的家务服务的价值计入GDP，只是因为数据收集和计算过于艰难而未能实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二者的区分没有原则上的正当理由，原因主要是技术性的。
更微妙的情况要属20世纪以来经济占比越来越大的政府支出。市场经济部门的产出值是以商品、服务或中间品的市场价格来计算，但政府部门的大部分“产出”并没有真正的售价，公共安全、政务服务、城市基础设施等大都如此。这类政府项目的“产值”是按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成本金额计入GDP，实际上统计的是投入而非产出，与市场部门中将扣去投入成本的增加值计为产出值的算法完全不同。另外，政府的教育、卫生支出有助于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却往往被统计为政府消费而非投资，使得投资占GDP的比例事实上被低估。
科伊尔在新著中强调，本就让国民经济核算界左支右绌的“产出”边界问题，已经蔓延到了日渐庞大的数字经济领域，且愈演愈烈。
自从互联网经济早期，人们常用的搜索、资讯、通讯等网络服务大多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些免费服务以及社交网站、视频网站上的用户生成内容，与书报、电影、旅游等传统消费项目争夺着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如果仅仅因为前者是免费的，甚至是由用户自己贡献，就说它们毫无经济价值，显然并不合理。但现实中同样由于缺乏价格信息等技术困难，基本没有将它们纳入GDP核算。当然，免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典型盈利模式是展示广告以获得收入，相应的广告费和在传统的广告业中一样计入GDP，但这些费用并不能代表用户从免费服务中获得的价值，甚至不能说捕捉到了服务价值的一部分而遗漏了其余部分，因为两者从概念上就不是一回事。另外与女佣笑话所表现的问题类似，数字技术让人们可以在手机、电脑上自助完成购物、金融、旅行安排等事务中很多原本由商家员工提供的服务，相当于把市场上一部分生产转移到了家庭内部。这在大大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会减少能被统计到的服务价值。
其实，近年多项研究估计出的互联网免费服务的价值不大，只能为GDP增加一点零头。但信息技术造成的统计问题不限于消费领域。越来越多的资本或中间品已经去实体化，体现为知识产权或人力资本。由此出现了“无工厂产品生产”模式，即核心厂商拥有品牌和技术但不拥有制造厂，而是专注于设计，将生产作业外包出去。无工厂生产最著名的例子是苹果公司，在芯片行业更是常态，但并不限于科技行业。耐克等服装鞋帽生产商同样启用了这一模式。同时由于商品智能化、复杂化，嵌入在有形商品中或在售后长期维保的服务日益重要，一些厂商的业务重点从制造向设计收缩的同时，又在向长期服务拓展。于是它们不再是单一的生产商，而是成为了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航空发动机生产商罗尔斯-罗伊斯公司2/3的收入和利润就来自发动机售后的实时监测和维护服务。
科伊尔此书以及数年前专门探讨这些问题的《无形经济的崛起》一书都指出，官方统计尚未完全跟上这些新兴趋势。这种演变的结果，一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界限变得模糊，让产值在不同行业之间难以准确划分；二是跨境产业链中知识产权交易、云服务等数字贸易中的价值转移，给“国内”生产值的核算造成了困难；三是企业内事实上形成无形资本的一些投入未被恰当地认定为投资，在影响当期分类统计的同时，也会因为遗漏无形资本随后的折旧而使将来的核算出现误差。
数字经济难以衡量的问题，其实是经济整体向服务业转型给统计工作带来的挑战的一部分。玩具制造的产出值可以清晰而合乎常理地确定，在其售价和数量之外不需要了解太多。但金融业与此完全不同。银行发放按揭贷款这种金融服务的产出值该如何计算？显然，要将这些金融服务纳入GDP，需要做出很多不那么自然的规定，如将利差计为增加值。科伊尔的老师兹维·格里利切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研究中曾将农业、制造业、建筑业等生产有形商品的传统行业归为“能够合理衡量”的部门，而将金融等服务业划为“难以衡量”的部门，并发现美国经济中能够衡量的部门在二战结束不久尚占GDP的一半左右，到1990年已经跌至不到三分之一。而科伊尔基于这一算法就信息服务业做了修订补充之后将数据更新至2023年，结论是难以衡量的部门的体量已超八成。
经济学家们需要跨时段考察经济总量时一般不会使用名义GDP，而是使用经过价格调整的“真实”GDP。但很少有人会思考，“真实”值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真实”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1958年清醒地点评道：“我们称作‘真实’的数值并非完全真实；只有以货币计量的名义值才是真实的。‘真实’值反而是假设的。”要理解这一点需要认识到，某年的名义或者说现价GDP是较为直接地加总得来，而在此基础上需要额外的理论假设，才能尽量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得到“真实”或者说不变价GDP。这些假设虽然都是经过研究和讨论才确定下来，有其合理之处，但毕竟是假设而非现实。
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变化是实物量即真实产值的变化的一部分，却十分难以衡量。稍加思考就能意识到，电子产品、在线收费内容和教育、医疗、法律服务等的质量变化通常无法直接测量，至少不像价格变化那样是在单一维度上的增减，而是体现为不同方面的性能提升、选择多样化、流程优化、省时省力等变化。要将其价格变化和包含质量因素的物量变化分解开来，显然必须以大量假设为前提，把各方面特性的改变化约为单一质量指标的升降。这些假设很难说有唯一正确、科学的选择，而是会含有一定的主观成分。选择不同的假设即可得出不同的“真实”值。此外，统计学家们很早就发现，各种商品或服务在整体产出中的比重和彼此相对价格每年的变化，也会给通胀率的计算带来技术困难，只能在几套都不完美的简化假设中选择一套来处理。某些常用假设产生的一种怪异后果是，按总体计算出的真实GDP可以不等于分类单独计算的真实GDP之和。可见GDP的“真实”值的确要比名义值更“虚拟”。
科伊尔认为，GDP核算方法更为基本的问题是衡量价值时过于依赖市场价格。前面已经提到，市场部门的产出价值大多以市价为准。即便是自住房屋服务和以成本来统计的政府支出，也都是比照或采用真实的交易价格来确定其产值。采用市价的优点是减少核算工作中的主观性，不是让身为第三方的核算者拍脑袋定价值，而是以市场主体的实际判断为尺度。但以交易双方的成交价来认定价值的问题在于，市场交易有时会产生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也就是确实负面或正面地影响到了第三方，例如空气污染对人们健康的损害。第三方对此没有发言权、定价权，这些外部影响的价值就不会体现在交易价格中，进而也就会被统计所遗漏。这一问题本质上来自GDP衡量产出而非福利的设计理念。
由此推而广之，市场价格未能覆盖的还有自然环境的价值。这个问题上难免有些哲学性质的争议。一些环保主义者根本上就反对将自然视为“资源”，并用数字来为“无价”的自然定价。但人类走到今天，早已不可能像猿类祖先那样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利用一些自然资源，应做且能做的只能是可持续地利用。而这就需要为其赋予价值，以尽可能少损耗自然价值，并付出合适的代价去保护那些有重大价值的自然事物。
到单纯的产出谈到福利，再到自然，已经远远超出了GDP旨在衡量的范畴。GDP常年被批评从原则上就无法衡量健康、教育、环境等方面的状况，技术上也一直饱受前文所述的种种非议。一直有人呼吁对经济核算体系做出重大改革。现有的核算框架已开始就环境等项目建立“卫星账户”，将其统计结果与经济产出等传统项目并置。此外还出现了构建其他指数的尝试，联合国就推出了著名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将来自不同领域的多个指数组成“仪表盘”以供决策者参考的做法也愈发常见。科伊尔的构想则是将“仪表盘”纳入一套“综合财富”核算框架，既统计流量也统计存量，建立一份充分完备的资产负债表，把无形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等都囊括其中，以全面衡量社会进步程度。她已在剑桥大学组成团队，就此开展研究。“综合财富”框架可谓极有雄心，但也因此面临巨大的困难。此前HDI这样的指数就已经步GDP的后尘，受到了原则和技术上的批评。衡量“综合财富”需要为“无价”之物计算出“影子价格”，挑战只会更加艰巨。并且研究界业已确认，HDI等多种号称“超越GDP”的指数，其实统计上与人均GDP有高度的相关性。
发展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进一步指出，各个发展领域的重要指标按任何合理权重所构成的指数，都会与人均GDP强相关。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与社会各方面福利发展之间并非那么不协调。经济与福利的紧密关系其实不难理解。贫穷的社会无力负担健康等领域的支出，收入增长后则能够通过公共或私人的决策，“购买”更多的福利。既然其他指数提供的增量信息不多，也就难怪GDP在人们的视野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还仅有朦胧轮廓的“综合财富”框架能否在此之外做出意义重大的补充，掀起经济核算的革命，尚需科伊尔及其团队在未来给出更明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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